对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不但需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辩明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且需要在与中国当代政治的关联中加以具体看待.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总体性话语的缺失或者修改,既是历史的,也是体制性的,它在修改马克思主义激进色彩的同时,也只能呈现为某种后现代色彩的“语言症侯学”.而后马学者以此对中国当代政治实践的规定,因为忽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之实践形态的特色,也不免有其简单片面之处.在相互借鉴以及学术发展的意义上,与其用“后”来界划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如重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论述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为用、批判反思与实践建设相互深入,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