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融入城镇困难引发了深刻的身份危机,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融城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公共政策体系建基于户籍身份或社区身份而非平等的公民身份.通过社会权利的“行政赋权”逐步实现平等公民身份值得肯定,但需警惕社会权利失衡发展,因其易导向传统“恩赐政治”而不是现代公民政治；应转向以平等公民身份基础的“劳动赋权”.未来平等公民身份的实现意味着农民工的“终结”,但不意味着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完全实现,乡土性的终结、城市性的养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建构的结果；农民工公共政策实践应由“流动人口”视角转为“移民”视角；由“赋权”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