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的社会治水需求形塑治水国家。具体来看,我国基层治水的主体经历了从民间河长到队长河长、主官河长的转换过程。从公共性建构的视角看,这一转换不但源于制度的设计,更是历史的选择。传统社会时期,在双层治水体系下,共处一地的用水当事人为实现治水目标,形成治水共识,依靠内生的民间河长,借助惯习确保公意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治水共同体在全能主义政治下得以重构,治水的目标、方式以及实现途径发生了根本变化,队长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在中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以农业生产用水为主要内容的水治...
